美国学者剖析中国城市规划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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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院士级注册规划师苏解放(JeffreyL.Soule)在《瞭望》周刊上刊文剖析了北京等中国城市存在的规划问题。
俗气的“洋裤褂”缘何受到青睐
文章指出，北京的新建筑和城市设计竞相引人注目，以致构成对城市的伤害：机械地规划出来的道路、地铁站的设置不考虑与社区、商业和旅游景点的联系，背离人们的需要、价值和日常活动。一座独具特色的历史城市，正在有系统地被重置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的城市形态。
文章说，修建被无尽宽阔的高速路串起来的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国的官员大多缺乏城市规划的训练，尊重学术的传统使得这些领导人自然求助于教授和专家们的意见。而这些学者中的很多人，正在以商业承包者的身份开始活动，或与外国公司合作以获取设计项目，以这样的方式挣钱。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使这些人没有资格做领导们的咨询顾问。
误人的咨询就产生了误导的决策，这就产生两个令人不安的后果：北京，一个曾经庄严而美丽，居住着令人迷恋而又充满智慧的人民的城市，正遭到破坏，而涌现出来的东西又没有解决任何城市化难题。另外，由于北京的首都身份，中国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城市，差不多都把北京当作样板。在中国许多偏远的城镇，我们都能轻易地找到长安街的“仿制品”。
不难理解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缺乏城市设计培训或经验的中国官员，通常会把现代性和盛气凌人、古怪异常的设计混为一谈。一些因幼稚的设计会被本国拒绝或嘲笑的外国建筑师，却在中国找到了富有同情心的听众。由于中国许多所谓的学者和专家，经常受益于与这些外来者的经济关系，用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和专业地位，他们就不能发出客观和诚实的声音来抑制这种体制的盲动。与设计相关的媒体也在逃避告知、批评和提供有判断力评论的责任。
“建筑将军”湮没中国设计传统
文章指出，北京的问题在于把每个建筑都弄成这样的偶像，甚至连街道都成为超大尺度的象征。北京的新建筑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城市的身份和特征。由于缺乏规划和设计法规来管理和维持城市的历史身份和特征，未加分析也未从广泛的公民视角来定夺可供选择的方案，北京失去了都市感，成为杂乱无章，遗弃着建筑师和工程师青春期冥想的景观现象。
人性化的城市应该以绝大多数建筑作背景，由此界定城市的公共属性，就如同一支军队需要成千上万名优秀士兵排成整齐威严的队列，却只有几个将军一样。北京却几乎被改变为一个充满了“建筑将军”的城市，每个将军统领着只有一个士兵的军队。一处处“震撼效应”叠加起来，结果就是城市的自我“休克”，毫无个性可言。
细数中国壮丽的古代都城，现在只有南京还保留着大量的特色，它的街道仍保持着人的尺度，它的城墙和历史肌理仍昭示着城市历史和文化的完整性。北京不需要借助洋建筑师来认定自己的身份。其悠久的建筑历史应足以激发起它对自己身份的信心。
自信铸造着一个民族自尊与自豪的核心。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没有把城市的文化和物质层面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甚至许多中国的规划“专家”实际上并没有接受过规划和城市设计的综合训练。尽管中国的经济政策自1979年以来已经改变，那种固守成规、机械地把规划当作工程施工和摆房子把戏的观念却在抗拒变革。从长计议，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否则就将是不可持续与不宜居住的后果。
建立公正规划程序乃大势所趋
北京的另一种思路就是培养它的历史感，不仅仅是珍存一些历史建筑，还应敏锐地将老北京独一无二的尺度、肌理、韵律和特色融会贯通。
公正规划意味着建立一个真正的规划程序——这个程序应该是以互动的、有建设性的对话机制为载体，系统地、自始至终地贯穿于整个规划决策过程的各个层面，政治家、决策者、开发商、居民、学者，无论老少和贫富，都有均等机会参与。一个优质规划程序要求建立制约与制衡机制。这样的规划体制将明确全社会共享价值，并确立一个反映这种价值的公民决策程序。更为紧要的是，只有做到如此的“系统”，才谈得上“公平”。
文章还建议：从现在开始，北京乃至整个中国都应该采取一个全新的规划程序：这个程序应起始于弘扬与整合历史与文化的城市视角。这个视角应该包括所有与前景相关的热点话题的讨论，以及从市民那里收集意见。这个程序将采取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综合方案，在投入建设之前，先要分析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物质问题。它将进而提出一些详细的规划来描述如何在综合开发的背景下维持和保存历史的资源。它将以与城市文脉相关的新的地段规划和设计为基础，融入尺度、肌理、比例和材料等因素，而不强加任何建筑的风格。
这些规划将通过新的法律来施行，它们与行政工具一道，是有威信和透明的。基于中国原理和地方特色的设计导则将得到发展，并由有见识的专业人员来管理。城市的财政将能够支持历史特征和街区的保护，并维护社区和居民的利益。
文章最后表示，谨愿目前的这个阶段尽快过去，那些“休克城市”将被“人性城市”唤醒。